听日中午，华光寺敲钟之前，就是最后期限，如果还有人留在里面，不要怪官差放火烧屋。”
“给我们多两日时间收拾行李。”
“不行。”
“我们可以去哪里呢？现在也很难租船。”
“这就不关我事了。”
如果不是老神父及时拉住养子的手臂，翻译肯定要挨一拳了。
翻译自己也看出来了，吓得匆匆往后躲，被门口的石墩绊倒，坐进一洼泥水里，两个官差把他拉起来，张姓翻译拍打身上的尘土，滴着水，骂骂咧咧地躲到官差后面，跟他们一起走了，跨上等候在码头的两艘小船。
加布里埃站在门口，神父仍然抓着他的前臂。
过了好一会，老人拍了拍加布里埃的肩膀，用瘦骨嶙峋的手臂抱住了他，年轻人略微弯下腰，回应这个拥抱。
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需要弯下腰的还是朱利安神父。
尽管谁都没有说话，但他们都明白，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
进入秋冬季节，澳门的酒馆和旅店老板们都暗暗激动起来，在睡梦中也能听见银钱滚滚而来的叮当声。
自从各家东印度公司[*2]坍塌之后，散商花了几十年慢慢占满这些庞然大物留下的空洞，就像富有耐心的藤壶，逐渐覆盖整艘沉船。
散商懒得在贸易季结束之后返回欧洲，部分原因当然是不乐意在发臭的远洋船上熬几个月，一部分原因是嫌路费太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澳门的生意并不随着季节而终止。
放贷的阿美尼亚人在这里长期驻扎，人们继续追踪茶叶价格起落，围着吧台互相打听行情。
酒馆悄悄多了一家，然后又来一家，旅店也是，以便容纳前往印度的鸦片商，从印度尼西亚来找工作的水手，疯疯癫癫的“植物学家”
和其他自封的什么“学家”
，棉花买手，从美洲来的投机客，诸如此类。
“H.M.S.飞燕草”
号是傍晚进港的，众多英国商船之中的一艘，没有人多看它一眼。
天色已晚，桅杆上并没有挂起表示传染病的三角旗，可是没有人下船，也没见到船长带着随从到岸上去喝一杯。
这不太寻常，但也并不罕见，有些船长不那么喜欢离开自己的船，也许“飞燕草”
号本身拥有特别庞大的烈酒库存。
“我们明天一早下船。”
吕西恩又讲了一遍，他已经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了至少四次了，好像在彩排，“不要走路，租一辆马车，减少别人看见我们的几率。
一到仓库，马上催促他们完成交易，把货物搬来，我去办出港手续，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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