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太宁元年夏，四月二十六日，弘农郡，陕县。
这座弘农东部大县，崤函干道，晋洛要冲，在梁犊举事东掠以来，已几易其手。
随着义军北渡，雍洛之师大举袭来，弘农这片饱经兵燹的土地，也再度落入羯赵官军的手中。
于以苟氏集团为核心的起义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赵军袭来之前，他们已经成功渡河成功，一应人马、辎重并且在拿下大阳、河北（今芮城，在浢津西北）之后，彻底立足于北岸，建立防御。
此前妨碍苟军北上的滔滔大河，形势一转，成为阻隔羯赵兵锋的可靠屏障。
雍州兵由京兆太守刘秀离率领，在“草包王”
石苞的增兵下，众已逾万，“收复”
郡治弘农。
洛阳方向的蒲、姚、石三军，三万余步骑，则进驻陕县。
一时间，大河南北，剑拔弩张，锋芒毕露，全然大战一触即的样子。
当然，局势的确紧张，但想形成大战，也不是那么容易，关键因素就在于，南岸赵军缺少渡河的工具，比此前的苟军还要缺乏。
要知道，苟军之所以能够大举并成功渡河，以苟政东出以来，便默默打算，筹措打造渡河之船只、皮筏等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同时，在北渡成功之后，苟政还下令将一应船只以及弘农境内跑船的船夫都收拢起来，在南岸不留只船片板，又将南岸渡头设施尽数毁坏，以免赵军利用。
这也就导致，抵达弘农的赵军，只能驻马河岸，北望兴叹。
诸部赵军，固然人多势众，兵锋强劲，但他们也不是天兵天将，面对上百丈宽的大河，也没法直接飞过去攻击苟军。
对于这样的局面，短时间内，谁来了都不好使。
而几路赵军的态度，也更显分化，浢津那边的刘秀离，选择遣士卒凫水北渡攻击，结果不是被河水冲走，便是被孙万东带领部卒，用弓箭一一点杀，然后，再不敢轻易动。
重点还在茅津这边，因谷水之战，受了姚弋仲责处，姚襄破苟之心甚坚，但为大河所阻时，又不得不保持冷静，只是派出羌骑，沿河游弋，意图寻一浅滩，直接渡河，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可能奏效的。
而石闵，满腔的复仇雪耻心思，他的选择，就同刘秀离一般，结果，当上百名精部卒，葬身鱼腹之后，心疼的石闵也冷静下来了。
相较之下，还得是蒲洪老谋深算，做法也更理性一些。
一方面，命人到大河下游的渡口、津头调集船只，一方面又让其幼子蒲雄与司马王堕带人，就地取材，打造舟筏。
而蒲洪的这种做法，虽然更周全，但无一不需要时间，并且合格工匠以及打造舟筏的原材料，都很缺乏，实际效果，并不大。
便是如此，还要面临来自对岸苟军骚扰。
却是察觉赵军在南岸滩头打造舟筏，苟政即遣人，操舟乘船，南渡袭扰。
派出的人，正是在此前渡河之战中，表现优异的年轻传令什长郑权。
在战后，苟政向二兄苟雄讨要来此人，将之提拔为队主。
受命之下，郑权即奉命从中军之中挑选了五十名善于操舟弄水的精卒，随他一道，南渡偷袭。
若被察觉，即可以箭矢射击，专门盯着赵军的工匠。
若赵军无备，郑权甚至还敢带人登岸砍杀一通，放一把火，然后快下水遁逃。
如此几次三番下来，郑权这支袭扰小队，虽然给赵军造成的直接伤亡不大，但骚扰效果极佳，严重影响到蒲洪的打造计划。
甚至于，在一次隔空对射中，还把临岸指挥反击的蒲雄给射伤了，而这在激怒蒲洪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南岸赵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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