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平跟方老师还真是老熟人。
这个老不是说关系亲密，而是认识的时间长。
方红英当初下放的地方就是侯厂长外婆家所在的村子。
按照侯东平的说法，这位方红英也是有手段的。
她家庭成分糟糕，爷爷当年是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原本下乡了也是人嫌狗憎。
结果她好手段，愣是让自己跟大队的民兵队长在山上困了一夜，然后闹着要自杀。
民兵队长本来都有未婚妻了，被这么一闹，不得不娶了她。
她却成了知青下放，安心扎根农村的典型。
“厉害的很哎。
一找就找个大队干部，扎根的手段好厉害。
她那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怎么来的原先公社是给她男人的，结果她磨到了自己手上。
她那个男人啊，就是个不长脑子的憨货。”
周秋萍听的倒没多稀奇。
她丈夫把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让给老婆。
未必是多惊天动地的感人情，多半是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现在上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鲤鱼跳龙门。
但在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生遵循的原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她男人都已经是大队干部了，最多进公社。
实打实的好处还未必有在大队多。
方红英是个女的，农村的活计决定了女同志难以在大队里更上一层楼。
不如读了，然后去公社干个文职，两口子都能挣钱，家庭才能蒸蒸日上。
再说了，对不学习的人来讲，上学就是活受罪。
可即便有这种种可能，后面方红英做的那些事也当真是缺德到家了。
她大学毕业时刚好碰上知青回城政策，她糊弄丈夫说自己先回城，安置好工作，然后再想办法将一家人带进城里过好日子。
用她的话来讲，婚都结了，两个娃都生了，她能跑哪儿去。
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走的时候，她还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光了。
周秋萍听的无语，感觉这个方红英真是羊毛都逮着一只薅，吃死了夫家人。
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她这么搞，前夫家人能放过她才怪。
其实虽然在农村女人受压迫厉害，但这女人也是要身份的。
像方红英她们这些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因为农民自认下苦人，对城里人心存天然的畏惧。
也因为当时回城大政策的影响，他们不敢对抗。
反正就周秋萍所知，知青离婚回城的时候，所谓的暴力阻拦之类的，她真没见过。
这种事情大部分情况怎么处理离开的女知青家里会拿出一笔钱用于给前夫再讨老婆。
前任婆家得了这笔钱不怕娶不到新媳妇，大家也就一别两宽好聚好散了。
到了方红英这里，你不掏钱，还要扒光人家的家底，人家不跟你拼命都是和气的了。
侯东平唏嘘感慨“可惜呀，杀人越货金腰带，铺桥修路无人埋。
她这么下作一点事都没有，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很。
她男人惨了，生产队没了，也就只能打打零工挣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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