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了性,超越了动物性,生命就实现了升华。
池莉常常徘徊在形而下的性深渊,不能自拔,所以不可能获得艺术的升华。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
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酒醒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
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欢乐。
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慕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
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纵欲,置一切严肃于不顾,我的内心万分悲痛,因为那是浪费生命。”
池莉们如此地陷落在欲望的凡尘,讲一些平庸的故事,在刀尖上跳舞,既无聊又危险!
伪平民立场和自我克隆
对于池莉的批判,早在2000年文学博士李建军发动直谏陕西文坛的活动——批评贾平凹和陈忠实时,就有人搞过了。
李建军成功了,武汉的评论家刘川鄂们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池莉何许人也,这样有人保护和青睐这样的“超级市宝”
。
但是,其后的批评活动仍不绝于耳。
不妨请看:
警惕媚俗倾向 呼唤真诚品格
2002年7月11日,《文学报》发表该报记者俞小石的报道,指出:
“一些青年作者在作品中极尽描绘老板大奔、豪宅美女等奢靡浮华、生编硬造的所谓‘都市生活’,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和不满,同时发出呼吁——警惕媚俗倾向,呼唤真诚品格。”
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是以他们对市场的判断而做出的。
记者发现编辑们对此大都不以为然,认为那纯粹就是作者自己的白日梦,是作者对那种生活近于庸俗的幻想和艳羡,可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
《收获》编辑叶开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意味着放任文学在流行文化前丧失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标榜的‘个性’正在成为最没有个性的东西。
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对流行趣味保持警惕。”
记者得知诸多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青年作者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知名作家身上,反映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一些问题,是以想象的方式去占有他们认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一种‘装扮表演’。
文学应该是‘乳汁’而不是‘软饮料’,‘软饮料’太多,一些知名作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2002年7月6日,《文艺报》发表柏定国的《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一文,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
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的盲点之中。
……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文化上‘躲避崇高’。
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
……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势的小市民时,更多时候是青睐于后者。
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
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及其新写实主义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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