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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分说，我就被带到一张办公桌前，一个年轻得像刚取下红领巾的姑娘板着脸对我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谈了。
她听着听着咬起了指甲。
听完之后她问我：“这么说是你的玩忽职守罪却抓了李剑辉，是吧？”
我起身告辞了。
看来只有接待员还同情我，我请她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里请到名律师？我摸了两盒烟放在她抽屉里。
她说：“没希望。
这么一桩小事，当事人又没来头。”
看我茫然的样子，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委托法院推荐律师，这样至少不会上些业余律师的当。
我真不愿意再去法院，但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我硬着头皮又见了瘦小苍黄的庭长。
我尽量放低声音，求他不计前嫌。
但他还是用一个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我，言下之意责备我在多管闲事。
最后他说案子拖了不短的时间，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从法院出来，一路将沙石踢得乱飞。
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去又弯了回来，女法官拦住了我，对我微笑。
我没对她笑，我已经没有笑了。
她说：“别泄气。
找找你们医院领导，组织出面比个人有力量多了。
如果李剑辉的确是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只是个失误，你们组织可以拿出一份材料配合我们办案。
哪有组织不相信组织的呢？我们之所以逮人，也就是因为死者厂里、妇联、团委等组织都来了材料强烈要求，公愤太大嘛。
关键是你们医院态度要鲜明。”
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
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而起，替我出口气。
谁知院长一句话就堵死了我。
“作为一级组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写任何不着边际的证明材料，以免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
对吗？”
他还彬彬有礼地说：“你呀，太冲动了。
我们要相信法律呀。
只讲义气怎么行？”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腰椎往上冲，我的手脚都发麻了。
苍天有眼！
让他的女儿再怀一次葡萄胎吧。
去年这个时节，剑辉得重感冒在家休息，院长冒着大雨亲自登门请剑辉为他女儿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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