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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严丁青解释，听说这封勒索信出现于一年前，可能从某个新闻里发现了芝华和严丁青的脸，辗转找到了严丁青的公司，寄出这封信。
“报警吧。”
芝华忽然出声。
所有人好像被她吓住，都扭头看住她，仿佛她说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
芝华看着他们大惊失色的脸，先前的勒索信和照片，都没让他们如此惶惶不安。
“不能报警！”
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道声音，同时对她说。
不过是情景重演，芝华无声地笑，无限悲凉的心口，像抱了一块捂不化的冰。
当年也是这样，坚决地选择不报警。
他们说，事发附近是工地，人员流动大，多数没有身份和户籍证明，报警极大可能找不到，不会为她的现状带来什么改变，只会让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他们说，女人的名节最重要，不能拿这个去赌万分之一破案的可能。
他们说，权衡利弊而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忍着内心悲痛和愤怒，不得不做出这个最理智的决定，于是对外三缄其口就像什么都没发生，确信只要所有知情人不说，就不会有新的人知道，这件事就会被雨或风带走，散成无人知晓的秘密。
他们痛入心脾，其实痛又真正在他们心里停留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最后的苦果只长在她心里。
如今，依旧不能报警，他们是公众人物，要保住光鲜亮丽的面子，哪怕一年一百二十万的代价，哪怕不知道这代价是否会加码，哪怕芝华从此日日惊疑。
这是场无意义的讨论，是多年前噩梦的倒影。
芝华转身往卧室躲，没有人再拦。
和八年前唯一不同的，是程濡洱，以及他打进来的电话。
他的名字跃动在屏幕上，沾着难以言说的光亮，干净得她不敢开口说话，更不敢让他过来。
不敢让他一脚踏入混乱不堪的地方，不敢让他一眼看到她身上那根拔不掉的刺。
“不要来。”
芝华终于找到想哭的感觉，落泪时心口疼得牙齿打颤。
她亲眼看着那光亮在掌心熄灭。
后来母亲喂她喝汤，芝华呆滞地吞，囫囵地咬，不知道究竟吃下去了什么。
她的脑袋陷进一片泥泞，恍惚听见自己的手机铃响被接起，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多喝点。”
母亲在耳边劝。
她没精力去想铃声，机械地喝完一碗，看见严丁青从楼梯下来，手里拿着另一个文件袋。
“怪我，原本想让你发现这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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