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时间是帮拉斐尔调试解密机。
我们蹲在出了问题的解密机面前,拉斐尔打开后盖,问我:“你觉得他知道我们破解了’迷‘吗?”
“柏林情报局?”
我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
“不,我是说’迷‘的创始人,那个天才德国密码学家。”
我承认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知道。”
我说:“他清楚’迷‘有弱点,知道迟早会被人破译出来。
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早被我们破译。”
“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除非他极端自信,相信自己的密码永远不会被破译,否则不会放任德国情报局大量普及这种密码——现在就连天气预报船上都要装备一台’迷‘。
可是从’迷‘所展现出来的设计天才上看,我认为他不会注意不到自己的缺陷……”
“他至少应该控制这种密码的运用范围。”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拉斐尔叹了一口气。
“迷”
并不是一成不变。
仿佛猜到了我们在接近它,对方在不断修改“迷”
的发报方式,增加转轮,调整反射板映射模式。
六月底突然有一段时间“迷”
变得不可破译。
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发报机上增加了一个转轮。
我和一号办公室忙碌了一个星期,重新调整参数,修改解密机接线,应付过来时已经精疲力竭。
究竟是谁,在操纵着“迷”
?
那一刻我想起了为柏林工作的母亲。
她的才华,谨慎,细心和大胆惊人的想象力。
可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她没有这么高的涉密权限。
或许她检验过“迷”
的保密性,做出过“不可破译”
的判断——在此之外,我相信柏林情报局不会容忍她参与得更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国停止了进攻,要求与我们和谈。
《泰晤士报》和《鹰报》上大篇大篇的争论和谈的可能性。
我问安得蒙,有可能和希特勒签订和平协议吗?
我们坐在红楼二层的小餐厅里,安得蒙依旧喝黑咖啡。
他修长的手指把玩着白色瓷杯,轻声问我:“现在政府一半以上的人支持和谈,反对的人只有我,根丁侯爵和弗莱德雷将军。
你说我是该继续支持战争,还是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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