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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回 攻城不克班师生悔 虑战有得献策瘦敌2（第1页）

此次征伐高句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池，把辽州、盖州、岩州的百姓迁入中国，总数达七万人。

新城、辽东城、驻跸山三大战，斩首四万多级，加上其它战斗杀死的高句丽士兵、迁入中国的三千五百名各级高句丽军官和活埋的三千三百名靺鞨士兵，总共消灭敌人五万左右。

唐军士兵战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了十分之七八。

此战唐军士伤亡之小，令很多人表示怀疑，但也有人说完全有可能。

作者本人的看法是，这个数字有故意缩小之嫌。

中国写史书的人都是文学家，在他们眼里，史书可以当作小说来写，自己的好恶排在第一位，至于所写的内容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只能排在第二位。

杨广是个公认的昏君，所以对大业八年征讨高句丽一战的战损就可以随意夸大，说三十万五千人只回来两千七百人。

可是这位文学家的不严谨作风自己暴露无遗，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唯卫文升一军独全”

。

九军共三十万五千人，一军独全是多少人？按照同样的作风，李世民是个公认的明君，所以对他的战损就得刻意少写。

可他又说：“战马死者十七八。”

李勣率领的军队和李世民率领的军队加在一起不下十万，战马至少有一两万匹。

一万多匹战马死亡，人却只死了不到两千人，我不禁感到疑惑，那么多战马是怎么死的？

中国古代写史书的都是儒生，他们这种随意写史的作风，至少可以上溯到他们的亚圣孟子。

《尚书》卷十一《周书·武成》记载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说：“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周人写的书本身就有夸耀武王战绩、贬低商军战斗力的嫌疑，而孟子却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拍了下脑袋，认为以至仁伐至不仁当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不可能发生激战，于是在后世的史书中，牧野之战只打了半天就完事了。

亚圣都这样随意，门下弟子当然上行下效，所以中国的史书是怎么回事，你懂的。

孟子的那句话倒是说对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看中国的史书，不能用眼睛，要用脑子。

文学家写史书，搞得俺这个搞文学的人不得不考据历史来写演义小说，可笑、可叹又无奈。

唐太宗一伐高句丽的行动，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遭到了失败。

战术上的胜利无庸置疑，大唐军队夺占十座城池，消灭五万人，内迁七万人口，缴获大量牛马和物资，重创了高句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自己的人员伤亡很少（两千固然有低估，但总归比高句丽军队的死亡人数少得多，在几分之一以下），战马死亡约一万匹。

之所以说在战略上遭到了失败，是因为李世民的战略目标没有达成，没能彻底灭亡高句丽。

造成战略失败的原因，将帅失策固然是其一，但主要原因是李世民在制订这个战略目标时过于盲目乐观。

他以为，泉盖苏文弑君专权，残暴肆虐，必然非常不得人心，大唐军队以为“高丽雪君父之耻”

的名义出征，天兵所到之处，高句丽百姓会箪食壶浆以迎王食，高句丽军队会临阵倒戈，至少无心抵抗，一触即溃。

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只派出十几万军队征讨高句丽，而且几乎没有帮军队运送给养的民夫。

这与大业八年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民夫两倍于士卒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幸亏大唐军队很快就攻占了盖牟城和辽东城，缴获了大量粮食，否则恐怕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就会因粮尽而不得不退兵。

事后，李世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对发动这次战争深感后悔，叹息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魏征死后，李世民给他立了碑，后来魏征推荐的几个人先后出了事，特别是侯君集参与太子承乾谋逆案，李世民认为魏征结党营私，把那块碑推倒，至此又派人前往魏征的墓前，祀以少牢，把推倒的碑重新立起来，并把魏征的妻子和儿子召至行在，加以慰问、赏赐。

在班师的途中，李世民让薛仁贵跟在他身边，对薛仁贵说：“朕以前那些旧将都已经老了，朕想找一些骁勇善战的人，把征战之事交给他们，没见到过比你更骁勇善战的人。

朕非常看好你，得到辽东朕没感到高兴，得到你这位猛将是令朕高兴的事。”

这个时候，薛仁贵在李世民面前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听李世民这么说，赶紧对奏：“微臣只不过是个粗莽之人，难当圣上的夸奖。

微臣有两个结义的兄弟，大哥名叫方天戟，二哥名叫刘明，他们都是猛将，方天戟的武功跟微臣在伯仲之间，刘明不光武功高强，更有智谋。

借南风焚辽东城的计策就是他提出来的，闻鸡鸣猪叫而知高句丽军队偷营劫寨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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