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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庵的尺牍（第2页）

查八年旧日记一月项下云：

“十日，阴，上午往校，得半农函，俄国禁书一册。”

案此系红纸面英文书，集译长短小说数篇，记得其中有高尔基所作以鹰为题材的小品，又有一文题曰“大心”

，记一女子的事情，董秋芳君曾全部译出，似亦已出版。

瑞典国的小曲滩簧日记中不知何以不载，今亦忘记其为如何书物矣。

故友中饼斋写信喜开玩笑，曲庵亦是如此，而稍有不同，简率的一句话，饼斋究竟是经师，而曲庵则是文人也。

半农遗稿《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之四十五，题曰“记砚兄之称”

，其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

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年三十三。

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

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

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

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

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留着好些半农的神气，其时盖在民国廿二年，年四十三矣，若在写信那时则正穿鱼皮鞋子，手持短棍，自称摆伦时也。

又其时正属《新青年》时代，大抵以五四为中心前后数年，约计自民六至民十，此六七年间改革空气起于文化界各方面，而《新青年》实为前驱，论文之外有随感录尤为精锐，对于陈旧物事无所不攻，亦攻无不破，写作者甚多，最有力者独秀玄同半农，余悉在其次。

随感录的目标既无限制，虽然当时所攻击者只是旧道德旧文学以及旧剧，其手法亦无限制，嬉笑怒骂，无所不可，宁失之苛，不可轻纵，后来回顾颇有幼稚处，唯其时对于遗老遗少实只有敌意，也是莫怪的。

同年四月十九日鲁迅的一封信偶然找到，是寄往东京给我的，其中有云：

“见上海告白，《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矣。

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

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

其时《新青年》的所为文化运动渐发生影响，林琴南凭藉了《公言报》竭力反抗，最初是那篇致北大校长蔡孑民的长信，随后继续写《蠡叟丛谈》，影射诅骂，已极恶劣，至《荆生》一篇，则思借武力以除灭异己，露出磨牙食人之凶相，旧文人的真形乃显露无遗矣。

半农的信件里所挖苦的虽然并不就是林纾，总可以窥见这边作风之一斑。

嬉笑怒骂，多弄诙谐，即使有时失之肤浅，也总没有病态与尸气，在《新青年》上曾有一次故意以白话直译文言尺牍，如道履译为道德的鞋子，幸甚幸甚译为运气极了运气极了，可为一例。

拿来与对方比较，显然看出不同来，那种跳踉欲噬的态度不但证明旧文人的品格堕落，也可想见其前途短促，盖唯以日暮途穷，乃倒行而逆施也。

但是曲庵的信却也不是老是那么开玩笑的。

九年一月的两封所说的都是正经事，甲是五日从上海新苏台旅馆寄来的快信，其文云：

“起孟兄，承你和你夫人写信来给我们夫妇贺年，我们要谢谢你。

现在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同你哥哥豫才先生商量。

从前你们昆仲向我说过，想要翻译外国文学上的作品，用小本子一本一本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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