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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曾有过和外国人用外语交流的经验，不知道能不能和老师交谈时般的流畅。
“能用英
文吗？”
他很惊讶一个中国普通高中毕业的女工能讲英文，虽然他并不知道我只有在谈极熟悉的话题
时才有流利的语言反应。
“当然。”
原来不是英美人，幸好！
“其实就像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一样，外地来的民工在本市工作也要承受相同的压力。”
他明白。
“不过至少这里的工人比其他地方的要活得‘体面’。
我想这就是你们……恩……工作的目的？”
老师是个不得志的人，空有一身才华却埋没偏远中学，永远当个二级教师，即使她的学生外文能力都不错——她只教感觉，那种说英文像官员、说日文像唱歌、说法文就得像念诗的感觉，她说这是文化，只有了解了文化，才谈得上其他。
可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的工人。
如果她知道不成材的学生在这与老外谈人权，会高兴吧。
我在帮她实现理想，自己这么认为。
他认真的记着笔记，一排排的字母书写非常漂亮。
然后，他扫一眼四周，给了我两张名片，律师的名片和国际组织的名片。
“收起来，”
他说，“有什么想说的就发电子邮件或者打对方付费电话给我。”
我不会发邮件，不曾打过国际长途，更不相信他真会倾听我说的东西。
恩格斯说过，文明只存在于同一个阶级间。
我，没有资格和这样高级的人类在一起。
我是配角。
他走了以后，那个台湾女人很不高兴的抓着我问交谈的每一句话，其带着憎恨的眼神，像是抢了她的男人一样。
这变态女人！
我还是忍耐着回答完，不会加以评论。
不过没提我们有关人权的私人交谈。
“你弟弟要考大学是吗？”
我好象提过，因为那女人看见他英俊的微笑，一定有些嫉妒。
“对，他大致问了我的情况。”
对方冷冷打量我一分钟，“女孩子，即使嫁人，也要有学历陪衬的。
你们乡下的姑娘可能不懂；要知道，公司也是鼓励员工深造的，这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且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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