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些脏兮兮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够一法郎。
菲利普坐在地上，背靠着船舱壁，呆滞地盯着自己沾满泥沙的脚。
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买不了茶叶，更别提瓷器，丢了母亲的护身符，甚至连靴子也不见了。
等他回到家，会比出发的时候还穷，为了筹措做茶叶生意的钱，他甚至向一些不太可靠的人借了债，数目不算巨大，但如果只靠打鱼，十年也还不上。
现在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自我流放，永远躲在澳门，但雅克会因此死去，他的弟弟，脆弱得像只还没开眼的雏鸟，没有一天不在生病。
他抓起硬币，塞进裤袋里。
就在这一瞬间，从楼梯那边透进来的微弱阳光忽然消失了，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堵住了出口，手里的猎枪对准了菲利普的额头。
“站着别动，小偷。
放下手里的东西，那不是你的。”
他认出了这个人的声音，绕过吊床，走到舷窗旁边，好让对方看清楚自己的脸，“这些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范德堡医生。”
缺了一只耳朵的荷兰船医放下枪，发出狗吠般的短促笑声，走下楼梯，用枪柄捅了一下菲利普的肩膀，“你还活着。”
“听起来您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
“是对葡萄牙人没有信心。
很少有人活着从他们的‘医院’里走出来，我们把人送去，让他们有个死在陆地上的机会。
他们也负责处理尸体，我可不想到沙洲上去。
你见过水手的坟地吗，孩子？最好不要见。”
菲利普不知道该说什么，转过身，继续收拾散落在吊床上的物件，一一把它们收回皱巴巴的布包里。
范德堡医生坐上一个木箱，猎枪横放在大腿上，盯着年轻人看了一会：“你怎么没穿鞋子？”
“我也不知道，不见了。”
“那你最好在出发去西江之前买一双，黄埔这里就有鞋匠。”
“事实上，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在船上过夜。”
船医侧过头，用完好的那一边耳朵对着他，“为什么？”
“只是问问。”
“我还没见过不愿意住商馆客房的人。”
菲利普迟疑了好一会，把钱和护身符的事告诉了医生。
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外面的热气灌进船舱，菲利普站在那里，感觉到汗水沿着后颈和脊骨往下淌。
范德堡医生又掏出了烟斗，仔细地、富有技巧地塞好烟草，点燃，烟斗末端的火焰随着他的呼吸变亮，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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