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便就着这个“权”
字紧逼孟子，指出当时天下大乱，百姓如溺，孟子既知事急从权，也不该死守正道，而该如同“嫂溺叔援”
般放弃心中所执，出仕为官，以掷救陷溺乱世中的百姓。
而孟子的回答却更有力：天下陷溺，惟道可以救之。
嫂溺可以仅用手援助，难道你能以一双手将天下从陷溺之境救出来么？
能救天下的惟有“道”
。
须自己先恪守正道，遇合了肯听谏言，以正道治国的明君，方能令君上施仁治、行德化，以救世百姓。
若为救世先弃了正道而去逢迎昏庸君主，则即便当了高官，君主对他言听计从，可他自己已失了解救天下的器具，又如何还能援救天下人
此章是言遇事或可从权，但士人守心中正道绝不可有失，不可自欺欺人地说一句“从权”
，便折节枉道以求富贵。
他在台上讲，宋时在台下笔边抄边赞，甚至想带头鼓掌，给他一个热烈的反馈。
可惜大郑朝这时候还不流行观众给台上老师鼓掌，他只能把满腔激动都发泄在笔墨上。
桓小师兄讲的真好。
并非好在直解孟子的部分——当然他讲解的也好：深入浅出，微言大义，单凭“辩士”
一词便隐含褒贬，充分体现了儒家对淳于髡只怀本国小利，不念天下大义，不知仁、不求正道的鄙薄。
他们搞《春秋》的，就在微言大义上见功夫。
但比他讲学水平更好的，还是他的行事。
他是真正按着孟子之言，不为富贵权位诱惑，放弃对心中正道的坚持。
要不他怎么能舍弃朝中清贵官职，舍弃周王与其背后一系势力的好处，抛家舍业地到武平来？
按方提学讲的知行论，他就是先学《孟子》，然后亲自践履，以行促知，所以能深彻理解孟子之义，有资格上台讲学！
不管这么解释对不对，反正在他心里就是这样！
小师兄能有如此造诣，不亏他当初辛苦做杀虫剂熏院子，给他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了。
宋时坐在台下感慨良久，手里下意识转着笔，笔头墨汁险些溅了一身。
桓凌从台上走下来，到前排主席落座，一路只见他目光炯炯，含笑迎着自己下台，两旁有人抱着箱子在周围收题目，他也丝毫不顾，只看着桓凌。
两人目光在空中交错，宋时轻挑唇角，露出一个慈详的笑容。
桓凌又看到他这强装长辈的模样，实在是又熟悉又好笑，不禁微微低头，掩住了脸上的笑意。
宋县令此时又登台安排举子、生员各自回下处安歇，明日再听那四位名师解答收上来的问题。
宋时起身出去，吩咐人备车马，把住在城里的四位讲师和几位举子捎回去。
举子们半途下车住进了赵书生家的别业，几位官员和致仕官员则直接进了府宾馆，知县父子做陪，在府宾馆用了一顿同样丰盛的晚筵。
吃罢饭后，宋县令就有些支持不住，先告罪退席：方提学和两位致仕多年的老先生在灯下看了一会儿众人交上的题目，不觉眼困，也各自回去休息了。
倒是桓凌年轻、精神好，带着他师弟两人点着灯烛整理题目，直到深夜仍是毫无倦色。
这院子里满都是蒲艾香气，都不闻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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