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皇帝的，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为真的怂了，而是为下一步的法令做铺垫。
户帖制就是在这时候完善的，户部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徭役、税赋两项数据，来对整个天下做出粗略的计算。
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
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
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
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
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断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
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
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方田之术。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
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
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简直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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