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彦坐在楼梯口，对我说：“我把顶楼的东西搬走之后，那里就归你放竹床了。
别人家又不住八楼，没有资格使用我们八楼的顶楼空间。”
我打趣她，说：“我也要搬家了。”
聂文彦说：“真的？什么时候？哪里的房子？”
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
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
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
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
真的。
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
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
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
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
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
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
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
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
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
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
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
’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
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
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
’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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