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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让胖丫叫来了老扁担。
老扁担上到了我们八楼。
我把房门敞开，让他门已把书报杂志统统搬出来过秤。
书报杂志一一都搬出来了，沉重的几大捆。
面对这么多书报杂志，老扁担禁不住面有喜色，一面打包加固，一面期期艾艾地说：“怎么过秤哩。
怎么过秤哩。”
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对我说：“老板，我要用你家的秤。”
我说：“我家哪里有这么大的秤？你不是有秤吗？”
老扁担坦白地说：“我是七两秤。”
闷了一会儿，又说：“现在都是七两秤。
我无办法的。”
我说：“七两就七两吧。
现在连卖秤都卖这样的秤，我们有什么办法。”
老扁担一一地称过，然后计算，付钱，他认真给我计算了一遍，说：“老板再计算一遍，看对不对？我是按一斤计算的。”
我没有再计算一遍。
我知道没有这个必要。
老扁担已经把事情做得十分公道了。
老扁担显然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公道。
一个破烂，把一点小生意，做得这么恭敬郑重，小心谨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况我暗暗喜欢老扁担对于书报杂志的态度，他不像其他破烂那样，把过了秤的书报杂志，随意踏踩，撕扯，窝卷，尽往编织袋里乱填乱塞；老扁担待书报杂志不像是待破烂，当是有用的物品，他要一堆堆摞齐，码平，捆好，再往箩筐里齐整地放；我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一份对于文字的尊敬，我便也要尊敬人家。
于是我告诉老扁担，以后我家的破烂，都是他的了。
至少一两个月，要出一次书报杂志的。
老扁担再一次面露喜色，说：“谢谢老板。”
当晚，聂文彦就敲了我家的门，找我谈话。
聂文彦说：“你把破烂卖给老扁担了？”
聂文彦说着就激动起来，“为什么？啊？为什么？”
聂文彦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聂文彦说：“这些人怎么可以信任？一个农民工人室杀人，抢劫了四十二块钱，今天的晚报你可看了？仅仅四十二块钱，就可以把人杀了。
现在的人，还有什么道德良心可言？现在知识分子，教授专家，也就是那德性，还谈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
聂文彦说：“我们是这样的好邻居，我还是有责任提醒你。
不管怎么样，我是坚决不和老扁担打交道的。
我坚决不再允许任何农民工接近我的家门！”
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惟有流露歉意。
老扁担接近我家，也就等于接近了聂文彦家，我非常抱歉。
我却又觉得无法应答聂文彦质问；虽是平常琐事，也无从交流。
有时候，人对面相坐，双目相看，忽然就相隔河汉，想敷衍都难，真是无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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