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爱军笑起来，师傅你是个好人，他说。”
“后来，他把头转到一边，看着窗外。
我记得那天是十六，月亮又大又圆，就挂在窗口，好象个大银盘子。
爱军说，他说......师傅，你知道吗？这事儿......真幸亏......没摊在他头上。”
杨师傅进来了，端着热腾腾的茶，那超大的搪瓷茶缸子，是工人们都爱用的。
解放想，可不是，他们都爱用那个，自己的那个，还是爱军送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
的字样。
杨师傅把茶送到爱军嘴边，爱军凑着他的手喝了一气，也不怕烫，大概是渴坏了。
杨师傅说：“别做傻子，早点儿把该说的该出来，劳教判刑，几年过去出来重新做人，强过现在这样子受罪。”
“爱军他说，他不会说的，他答应过人家，要护那个人周全的。”
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有审爱军，爱军睡了几天以来的唯一的一个好觉。
“早晨交班的时候，爱军醒了。
我跟杨师傅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还听见他说：多谢。”
批斗会还在进行，不过时间缩短了一些，有人提出给爱军挂了牌子，上面血红的大字：流氓蒋爱军。
上面一个同样红艳艳的大叉。
那么浓丽却残酷的颜色。
第三天，有人提议，女流氓被批斗时，脖子上是要挂破鞋的，为什么男流氓不挂？
“男女不是平等吗？”
他们笑说。
“厂后头垃圾堆里有好些破鞋呢，要找出个两双来太容易了。”
于是，第四天，批斗会召开，爱军被押出来时，人们看见他脖颈间果然挂了一串破鞋头。
他的衣服已经脏得不堪，袖口领口被豁开大大的口子，人也是几天没有洗脸了，可是怪的是，他看上去还是干干净净的。
“大家私底下都这么说。”
蔡卫东说。
这之后，蒋爱军提出想要纸和笔，想给老妈与爱人写信。
工宣队也答应了，但只是要他保证，同时也要先交待材料。
“既然不想说，写也是可以的。”
蒋爱军写好的信藏在他身上，原本工宣队是要拿出来查一下的。
可是，他们没有来得及。
因为，那一天，他们决定，第二天，他们要押流氓分子蒋爱军去游街。
那天一大早，蒋爱军趁着被押出来，人们不备时，用肩膀撞倒身边的人，冲到了厂部的顶楼。
厂部顶楼的小门是从来不上锁的，那锁早就坏了，厂部的人喜欢冬天午休时到顶楼上去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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