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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
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
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
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
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
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
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
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
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
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
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
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入党、就业、参军、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自己的努力不算数,也就是说,你学习再好,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达理,你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碰到“坚持原则”
的人,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所以说,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
在那样的岁月,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
现在,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只要钱,不要粮票。
如果你得罪了上级,你可以调离或跳槽,就像古人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受气。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
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
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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