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点燃烟斗。
慢慢地，病人的绿眼睛转向他，“我们到什么地方了？”
船突然摇晃，装呕吐物的木桶翻倒了，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顺着黏糊糊的木板淌过来。
船医厌恶地缩回脚，站起来，绕过病床，凑到污渍斑斑的舷窗边。
雾仍未散去，但黑暗中出现了晃动的光点，那是装在舢舨前头的火把。
鼓声穿透雾气，也是三下，回应之前的炮声，引水人来了。
“澳门。”
医生回答，“我们到了。”
——
荷兰帆船在四艘舢舨的拖引下驶入港口。
来得不是时候，海关无人值守。
他们只能泊在最远的岩礁附近，等明天一早办手续。
病人和舱底的尸体也得等着。
他们没有等很久。
两小时后天就亮了，驱散了盘踞在珠江口的大雾。
这艘荷兰来的外洋商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启程驶向虎门，从那里，持牌的中国引水人会带他们穿过狮子洋和伶仃洋，挤进珠江的狭窄河道，最终在黄埔下锚。
病人被抬下船，送往葡萄牙传教士开的医院。
其中一个在天亮前咽气了，于是和其他尸体一起拉到沙洲上，草草埋入预留给“外夷”
的坟地。
在船医看来，把尸体扔进海里更体面一些，然而广州海关坚持对照名单检查“所有人”
，包括航行途中死去的水手（*注1），说是避免走私，外洋船都不得不载着这些腐烂程度不一的躯壳，直至把它们弃置在珠江的冷清沙洲上。
发着烧的病人昏睡了一个礼拜，仅仅靠修女滴进他嘴里的稀糖水活着，神父两次到他床边查看，判断是否要往他额头上涂油，把他的灵魂送往天堂，躯体送给沙洲上横行的蟛蜞。
但异乡人始终没有中断呼吸，紧抓着生命，像抓着一根垂落悬崖的麻绳。
随货船而来的外国人最终在充满阳光和咳嗽声的大病房里醒来了。
许多天以来，他首次觉得能看清楚这个世界。
窗开着，放进潮湿的空气和远处码头上苦力喊口号的声音。
窗台上放着一个青色陶瓷圆碟，里面是白兰花，香气柔软，取代了荷兰船医无处不在的体臭。
回想起来，患病的商人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不是个真正的医生。
他闭上眼睛，呼了一口气，睁开，把右手举到阳光下，审视关节的轮廓和皮肤之下隐约可见的血管，轻轻握拳，松开，测试这是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烧已经退了，汗水浸透上衣和枕头，他像一条笨拙的毛虫那样扭动，寻找干燥的地方，不一会儿就累了，一动不动地躺着，晕眩，口渴，饥饿。
妈妈，他的嘴唇翕动，却没能发出声音，妈妈？雅克？家里没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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