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片画面底片、供片声音底片必须通过印片机同步印制，而后得到收片画面底片、收片声音底片，在冲洗后制作成有画和声的发行拷贝。
因为35毫米放映机还音头的位置要比放映窗的位置滞后20个画格，在印片时，所有供片声音底片还需提前20个画格，用以确保音画同步。
在放映时，通过机器，画面会被投上银幕，而声音则会用放映机的还音装置来播放。
看着片子，谢兰生的鼻子发酸。
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莘野，想到了囡囡，想到了祁勇、岑晨，也想到了所有人对它的心血以及期待。
Nathan、Hunter都是他的贵人。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
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
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
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
，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
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
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
，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
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
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
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
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
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
“自我管理”
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
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
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
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
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
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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