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率领他的部队集体投降王建。
王建收杨儒为义子,也给他排“宗”
字辈儿,从此之后,杨儒就有了一个新名字,王宗儒。
拿下邛州之后,王建率部返回成都前线,与总司令韦昭度会师,继续保持围城态势。
王建对待韦昭度的态度非常谨慎小心,毕恭毕敬,特能装孙子。
穷途末路的陈敬瑄大肆征召民力,强征兵丁与劳工,规定每家必出一名男子,白天挖掘重重壕沟、砍伐竹子树木、搬运石头,夜晚则登上城墙,持梆巡逻警戒,丝毫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除了强征劳工,陈敬瑄还搜刮民脂民膏,设立了“征督院”
,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其财产数目,然后强派军饷指标,若是有所隐瞒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
明抢。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
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发地厌恶陈敬瑄、田令孜兄弟俩。
西川下辖的州县接连发生兵变,如简州、资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将领挟持官员,也有民间好汉挟持官员,然后投降王建。
在王建“师出有名”
的计策下,兵变不再可耻,而是光荣,其实若再矫情一些的话,兵变也不能叫兵变,而是起义或投诚。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信,深受田阉恩惠。
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沦陷在所难免,于是对手下说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爱,所以愿意替他誓死守城。
可其他人凭什么跟我同受围城之苦?哎……你们拿着我的人头,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后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
他的手下拿着他和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建献城投降。
受降仪式上,邛州百姓、官员、缴械的将士们,无不感念毛湘,泣不成声。
成都的城防堪称固若金汤,韦昭度、王建等率领十多万人,耗时三年,仍无法攻克。
三年的围困,使得成都城内粮食匮乏,大街小巷全是被遗弃的儿童和婴儿。
于是有人做起了走私粮食的勾当。
他们潜入朝廷军的营地中,将粮食走私入城,而这些粮食走私贩基本都是成都城里的平民,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被朝廷军的巡逻兵捉住。
巡逻兵将情况报告给总司令韦昭度,请示处置办法。
韦昭度宅心仁厚,说:“满城的饥民,我们怎能见死不救?”
下令将粮食走私贩全部释放,不准追究其“资敌”
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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