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灯下,两人都倚在狐皮上,手肘搭于茶几边沿。
她生生喝茶喝上了头。
真是前所未有。
一壶茶,一盏灯,对影成双。
她恍惚察觉,两人关系和先前大不同了,心从未如此近过。
“你说过,倘若……是有法子让我晓得的,”
她望一望外头,像看到墙外那七八杆长枪,“是什么法子?”
“我若死了,我爹自然会放了这院子里的人,庆项也会脱身。”
“可他不晓得我住的地方,是不是?”
“是,”
傅侗文为她添茶,“大小报纸都买下版面,刊上讣告,你总能看到。
就算不看报,街头巷尾议论久了,也能够传到你那里。”
这便是让她知晓的法子。
万无一失地送到消息,又能让她藏身处不暴露。
沈奚默然,心里一片空白,幸好,没有“假若”
二字。
她来了,他还在。
“讲讲外边的事,给三哥解解闷。”
他四两拨千斤,把话题转开。
“你不睡了?”
她瞄桌上的时钟,“太晚了。”
“病太久,在床上把骨头都躺酥了,像在坐牢,”
他笑,“我从回来就和外头没通过消息,难得你来了,陪我说会话。”
傅侗文迫切想获取有用的信息,但与世隔绝,毫无办法。
沈奚回忆自己在上海遇到的事,事无巨细讲给他听:
八月时,全国开始统一银币,“袁大头”
已经成为唯一的法定国币。
当时她手上还有别的货币,被祝先生劝说着,都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了一堆银币、镍币和铜币。
九月上,她留意到有新版的《青年》杂志出来,很受追捧,她接连两期都没买到,倒是段孟和送了她一本。
段孟和告诉她,创办人是陈独秀,这上头撰稿的人也都很有名。
听到创办人的名字,沈奚想到了在游轮上傅侗文提到的那位跳海的先生,所以讲给他听。
“《青年》?”
傅侗文念这个名字,没多的评价。
他这人,从未听到他直白地评议什么,不像沈奚接触到的那些留学生,总喜好慷慨激昂地表达自我,阐述追求。
当时她和傅侗文都以为这是一份会很快被取缔的报纸。
没曾想几年后,鲁迅、李大钊和胡适等先生都有了文章在上面,越做越大,成了新时代的代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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