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我的雨巷，那位施绛年，成跟一个销售冰箱的年轻人同进同出，还手挽着手，还肩靠着肩。
他还，这个过程从我刚离开上海时就开始了。
用上海话，叫我前脚刚刚走。
就开始了。
一个卖冰箱的？我叫了起来。
我好象并没有叫出声音来，我叫出来的只是：你胡。
我又喝掉了一杯咖啡。
又叫了一次跑堂。
然后我又听到了同样的“胡”
，而且是从好几个、互相之间不一定认识的饶嘴里。
于是，我冉了里昂，心没有到那里。
我进了学校报两，那却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学校（除了通知我被开除的最后之后那次）。
我还剩下什么？除了记忆和寂寞，我什么也没有了。
书摊还是那些书摊，可我翻着的书，无论是发黄的，还是散发着新的香味的，都只是被翻着，然后被放回去。
我并不知道我翻的都是什么书。
只知道我翻过书。
我也不再写信了。
谁都不写，不给绛年写，也不给她的哥哥我最好的发写。
我也很少写诗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尽管蛰存一直在鼓励我，逼我，他在给我的信里：有一个刊物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模仿你的。
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饶。
可是我不想写，没有心情。
诗人不诗人，大与不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翻译了很多，我一直在翻译，法国人写的诗，西班牙人写的诗。
我挺喜欢西班牙现代文学的，西班牙语是我自学的。
我还会时不时地热血一番，在巴黎、里昂和马德里，我都参加过当地民众反法西斯的游校有朋友，这其实才是我被中法大学开除的主要原因。
其实我参加游行，一部分是为了泄愤，另一部分也是为了泄愤。
我有许多愤，有的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或许并不知道，或许就是那寂寞的共生物吧。
然后我却不走了。
中法大学校方命我三之内离开法国，因为我根本没有去上过课。
我却又在法国混了半年。
真的是混。
因为我的魂不在这里。
哪里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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