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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飘落到深谷的幽微铃声（第2页）

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追谁了。

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知道。

不想知道，却又知道，那才叫一个痛苦。

事实是，到了巴黎，我的感觉就是自己走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被大大地抛了出去。

有很多只手，是很多只手一起抛的。

它们都是用语言抛的。

会话的。

有一只手：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所代表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都到月球上星球上宇宙上去了。

有一只手甚至是鲁迅的。

这些手我后来都忘记了，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尝试着回到地球上去（前提当然是，假如我真的到其它星球上去过了）。

其实我写过赤色泣泪的《断指》，我写过国色悲壮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被那些人视为自我突破的诗，被认为可以让我和世界忘记雨巷的诗，甚至被那些人称为伟大。

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不仅仅有悲壮，不仅仅有伟大，也有缠绵到永远的雨巷。

还是雨巷。

到头来，几十年后，我还是雨巷诗人。

那时候，那么多的抛物抛我的手，惟那只来自雨巷的手最让我痛得长久。

一直的。

直到我感觉不到痛的今。

一开始，我一时进不了里昂的中法大学，因为我没有进过北京的中法大学。

我在巴黎塞纳河边逛着，成地逛着，在书摊里，在书堆里。

我在巴黎的书堆里，活在我崇拜的那些印象派大师的人群中，波德莱尔，耶麦，还有很多。

我翻译过他们的不少首诗。

一半的我活在塞纳河边的书堆里，另一半的我活在中国，上海。

《现代》杂志在那里诞生了，主编施蛰存规定我是主要撰稿人。

《诗论零札》在那上面发表了。

蛰存反响很大。

我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上海出版了。

蛰存反响更大。

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徐志摩之后的诗坛老大了。

活在中国的那一半我里面，当然更多地是浸泡在她的酒坛子里的，那个橄榄味的酒坛子。

于是我写下了被另一些评论家评为之最，评为走出雨巷的新生的诗。

比如《我底记忆》。

我只能写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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