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认渝城取得胜利后，燕京暂时不需要向西安派去部队以防止闯营回到关中，终于下定决心解决山东于七，把一度预备派往西安的部队从山西和河南抽调向东，并派满洲八旗督战，于十月赶赴山东。
虽然于七据险自守，但济南已经把其余的起义者消灭得差不多了，燕京估计半年内就能把于七彻底消灭，并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
至于李国英的退兵请求，燕京想也不想地拒绝了，同时派使者赶到渝城，告诉李国英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很多暗中跃跃欲试的豪强，都因为这场胜利而暂时收起了作乱的念头——这点燕京方面并没有说错，至少杨起隆就因为听说李国英在渝城取得大捷，击溃了二十万明军后而停止起事，继续蛰伏——杨起隆并不清楚夔东军和川西军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四川的战事还会有反复，邓名之前的胜利可能是昙花一现，就像是李定国的衡阳大捷一样。
为了安定人心，消除朝野、八旗内部的潜流，燕京希望李国英继续在渝城坚持下去，并全力争取更多的胜利，最好能为朝廷彻底平定四川。
李国英接到圣旨后，立刻就告诉使者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渝城清军曾经一度拥有对东川、西川的战略主动权，就是二谭失利后，阻止渝城清军挺进的也只是后勤问题，而不是敌军的实力问题；但在熊兰万县反复，高明瞻进攻成都失败后，清军和明军就进入了战略相持期，彼此间互有攻守；而随着江津、綦江会战的惨败，渝城清军已经失去了对川西的战略主动权；去年忠县、万县会战惨败后，清军在两个方向上都是被动挨打。
这次渝城只是面对川东的进攻，赢得极为艰险，李国英直言不讳地告诉使者，这次胜利只是让清军没有被全歼在渝城，他拼死取得这样一场胜利，也只是想为渝城清军争取一个平安撤兵的机会。
李国英带着使者参观了渝城残破的城防，叙述了在明军的新式攻城武器面前城墙是如何不堪一击。
最后还领着使者走上城头，让他亲眼目睹川江上繁忙的明军舟船。
“总督大人认为朝廷派来多少援兵，就可以守住渝城并反攻忠县，至少把形势恢复到忠县之战前的局面呢？”
使者问道。
虽然看到了这一切，但使者依旧告诉李国英朝廷不可能同意从渝城退兵。
“这不是援兵的问题了，而取决于战舰，大量的战舰，同时还需要湖广的全力配合。
在四川交战的关键就是水师。
当年魏国伐吴，就在渝城这里打造的水师，当八万魏军登上船只顺流而下后，吴主也只有打开江宁的城门出来投降。
而宋朝进攻四川的时候，蜀主以为蜀道难于上青天，但宋军和当年的张飞一样是坐着船来的，二十万宋军乘船直逼成都，转眼四川就平定了。
现在邓名的船多得能够运十几万、二十万军队，而湖广、两江都说他们除了漕船一无所有，而渝城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仗没法打下去了！
要想平定四川，必须要在武昌大建水师，只要朝廷的水师比川西贼强，就是汉中在邓名手里也没用；而如果没有水师，就是我们占着叙州也要被他赶回来。”
使者的问题让李国英摇头不已。
这次谈话后，使者就返回了燕京。
九月燕京再次重申，渝城必须确保，而且朝廷愿意在解决山东叛乱后，给渝城派来更多的援兵。
诏书中一再鼓励李国英，要他再接再厉，利用渝城消耗邓名的兵力，寻找战机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
看到这封诏书后，李国英就上书要求入京对奏。
十月初燕京同意了李国英的要求，让他把渝城的防御安排妥当，然后择曰返回燕京。
一个月前，也就是十月五曰，李国英带着卫队匆匆离开了渝城，前去燕京向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们当面申诉，把这里的具体事宜都交给了高明瞻。
驻扎在金汤门的是王明德的部队，城门上几个哨兵正无聊地数着江上过往的明军船只，城下飘过来悠扬的号子：“破烂地——卖！”
几个举着“回收废品”
牌子的川西商人在金汤门外晃悠着，不停地招揽着生意。
渝城守军早就接到命令，谁也不许去招惹这些商贩，而在李国英走后，这些商贩更是肆无忌惮地一直把买卖做到了渝城的城门前。
一个绿营士兵走到商贩面前，掏空了一个布口袋，倒出来几根捅条，一个明显是从火铳上拆下来的扳机还有一地的铅弹，甚至还有一双应该属于军官所有的牛皮靴，看上去有八成新。
这些东西明显不会是一个士兵的私有财产，而且他还穿着绿营的军装，更不可能拥有火铳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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