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年的疫情中，苏念没有回过娘家一次。
一方面是因为知谨小，疫情反复。
另一方面是县里的规定，体制内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县区，若有特殊原因需向单位报备，顾政南作为中层，更要以身作则。
在疫情开始的第二年，樊畅频繁地出现自杀倾向，幸运的是，每次都被苏振民及时发现并阻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樊畅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异常，她开始出现伤害他人的举止。
面对这样的局面，苏振民无奈而又痛苦地做出了决定——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苏振民每月的养老金刚好能够支付樊畅在医院的费用。
为了生计，他再次来到县城，原本打算继续干保安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因为这个事情，苏安跟苏念打电话沟通过，一是苏振民年纪大了，劳动力有限；二是，当时当时情况特殊，他并不想让他接触过多的人。
苏念和苏安的想法一致。
最终，苏安和徐晶商量之后，决定让苏振民留在了县城帮徐晶照看孩子，而徐晶则在小区里的一家超市找到了个收银的工作。
生活虽然简单，但也算安稳。
快递开放的时候，苏念会往家里寄点儿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给苏思思买些衣服和鞋子。
与此同时，她又给苏振民转了三万块钱，以备不时之需。
关于这笔钱的事，苏念曾与顾政南提起过：“我爸是个很内向的人，现在，他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用在了我妈身上，手里的钱肯定所剩无几，但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开口向苏安要钱，我不想让他过得如此艰难。”
顾政南宽厚地说：“你给就行了，毕竟，赡养父母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苏念在转给苏振民钱时，心里其实是有些话想说：“你不要把我给你的钱再贴补给苏安用，你自己拿着花。”
但话到嘴边，她又停住了，因为她知道，如果苏振民真的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不用她提，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苏振民不明白，那么即便她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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