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基本上已经算是满值了。
我和涂根站在玻璃门外，我不明白他带我来这儿的用意。
难道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但你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上哪儿给我找的一爹啊？“他叫亚伯拉罕，犹太人，二战的时候全家被送进集中营处死。
他当时只有四岁，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我听着涂根的讲述，注视那老者一动不动、似死犹生的侧影。
“将近七十年后，他事业有成，退休后颐养天年，却在从米兰飞纽约的航班头等舱里，被奇武会的杀手下毒。
只因为他们认定，他是犯下多桩谋杀罪的凶手。”
这么老的老头还能当连环杀手，真是够励志。
但我当然也知道，真正的罪犯，其实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杀人。
我问：“奇武会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涂根说：“投巨资帮助以色列非官方组织追杀当年的纳粹残余分子和新纳粹骨干。”
听起来简直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啊。
尽管我没读过书，对世界史尤其一窍不通，但“纳粹”
是个什么词我还是懂的。
奇武会为了这个去追杀他？涂根是个很诚实的人，从看到他第一眼起我就这样认定。
尽管他必然深具手段与智慧，但我感觉他说出来的话值得相信。
他说：“我想，奇武会也许认为他有故意为之的判断失误。”
明明对方不是纳粹，也借复仇之名一刀捅死。
明明是不可告人的私怨，却以为犹太人复仇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为之。
老实说，以我对奇武会风格的了解，估计他们的判断八九不离十，那这位老头儿的事迹可不容易感动我哦。
涂根举起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缓缓地说：“首先，奇武会杀错了。
他确实捐了不少钱给以色列，但都在教育和医疗项目上；其次，就算他是罪人，但你想一想，奇武会是否也是同样的案例，只是他们更强大，也更可怖。”
我悚然。
涂根一针见血。
这恰是我对奇武会最深的疑虑与戒备。
从第一天他们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分辨芝加哥杀人案的杀人凶手开始，我就在想，如果判断错了，那也许是我的问题，但如果那两个人都根本不是凶手呢？无端端地被架在审判席上，浑然不知道自己下一分钟就要遭遇灭顶的惩罚，连大喊一声“人不是我杀的”
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奇武会这样做没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法庭和律师来干吗啊？热血涌上头一秒，我转头刚要开口，忽然见到涂根嘴角那微妙到几乎看不见的一丝笑容。
也许甚至他都没有想过要笑，但一旦感觉到我被触动，他的身体就提前预告了情绪。
他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也许凭直觉就知道，我是个一根筋绷到底的人，非常容易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那丝自觉自发的笑容阻止了我。
默默看着病房里的老犹太人，我想起什么：“奇武会追杀他，他居然没死？纳粹手里逃了，奇武会手里又逃了，这是什么命啊，这么大！”
涂根说：“当时头等舱的乘客里恰好有一位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的名医，立刻出手施救，保住了他的命，但毒性太重，从那之后他就没出过病房。”
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名医？咪咪那张富有特色的脸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但我实在没法想象他揣着一个泡菜已经变成酸菜的三明治去坐头等舱的姿态。
忽然之间，沉默降临四周。
我和涂根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话题，因为谁都知道，沟通已经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是决定。
良久，我终于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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