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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与长安沦陷（第2页）

每构一堂，费千万计”

。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

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

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

，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

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

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

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

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

，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

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

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根本性质。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

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

既乏军储，又鲜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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