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格外令王士珍不快。
就在此时，有人敲门。
吕风前去开门，就见进来的竟然是杨度与另外两名四平负责接待的人员。
杨度也不多话，直接去收拾自己的行李。
两名四平接待人员客气的对王士珍与吕风介绍了当前情况，“政府已经布了甲级总动员令，东北从昨日开始全面管制。
按照动员令制度，两位留在东北，已经不能行动。
我们建议两位现在就准备回京城吧。”
吕风很想立刻出，没想到王士珍摇摇头，“两位老弟，若是按照规定，老夫可否能在某处住下。
若是可以，可否给安排个住处？”
“这……我们得回去申请。”
工作人员有些为难的答道。
吕风看局面如此，虽然很想立刻离开，却觉得现在不合适。
只能听王士珍交涉。
而杨度此时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向王士珍与吕风道别后，出了门。
在走廊尽头还等着工作人员，杨度跟着工作人员出了旅馆，步行经过两个街口，就到了一处办公地。
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几人也没寒暄，“杨度先生，你请求在东北工作，我方经过讨论，愿意接受请求。
杨度先生，你可否了解到，你现在只能前去农村出任基层工作。”
杨度此次前来东北，主要是因为他与莫里循都是袁世凯的私人幕僚。
其他人都因为当年支持袁世凯称帝，弄到没了下场。
都不愿意前来，杨度之所以肯来，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当年罪孽深重，既然何锐与日本开战，若是能做点事情，对自己来说也是赎罪。
向莫里循说了此事之后，莫里循隔了几天才给杨度回答，‘若是杨先生一定要出力，在村里工作，我还能勉强安排。
’信心挣扎了两天，杨度还是决定去试试看。
对于自己的性子，杨度其实很清楚，自己未必是真的喜欢攀附，而是不能接受在北洋麾下的职务干起。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
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
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袁世凯、徐世昌等。
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
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
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
。
之后杨度去日本留学，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
不久以“支那教育”
为题表在梁启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
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
光绪二十九年（19o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
这样的经历，杨度怎可能甘于居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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