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人还是觉得，正常对待孔子的身份而尊崇他的学说，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可是到了唐朝时，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
这高帽子一戴上，想摘掉可就难了。
自那以后，尊崇儒家的文人官员们便更将孔子神化，奉为心中的至圣。
所以，朱厚颁布圣谕碑，夺了孔子的“王”
位，岂不就是在打他们这些文人的“偶像”
的脸吗？
因此这个圣谕碑刚颁布出来就引起朝中王汝梅等大臣的反对。
对此，嘉靖皇帝认为群臣是在责备他不遵守历代圣祖留下来的规矩，不应取消孔子“王”
的称号，向他兴师问罪。
嘉靖十分生气，大骂群臣是为个人私情，假借此事向上要向皇帝施压，向下要向老百姓显示读书人的地位，表面上是尊孔，实则是尊他们自己。
嘉靖这么说冤枉文人文官们了吗？倒也没有冤枉，因为抬高孔圣人，确实对这些文人们有许多虽然看不到，却一定享受得到的好处。
其实从秦始皇开始，各朝各代的皇帝们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君主专制，抬升他们的皇权。
这一趋势蔓延到明朝，朱元璋便做得更是彻底――废除丞相就是皇帝大权独揽的象征嘛。
可是制约皇上的，从来不只是宰相这个职务或者制度这么简单，而是一整个文官群体。
明朝时皇帝和文官们的斗法是一直没消停过的，甚至为了抑制这些文官，本来被朱元璋严禁干政的宦官集团又被捧上了台面。
当然，捧宦官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武臣勋贵集团因为土木堡之变及后来的诸如夺门之变等一系列事变，实力越来越弱，已经不足以供皇帝利用起来平衡文官集团了。
这个本书前文有说，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对于文官群体来说，儒家思想可谓是他们制约皇权最好的利器。
大明的统治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的。
因此皇帝一做什么事，这些文官们动辄就拿儒家思想这么个“政治正确”
来指摘他，搞得除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外，后来明朝许多皇帝们都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但凡不想留下历史骂名，就只能整天如履薄冰――当然，武宗那种不问身后名的除外。
大明皇帝只要豁出去了不要脸，那着实无人可制。
总之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孔子的身份地位，朱厚会和文臣们争得这么激烈了。
不过最终这场斗争还是以朱厚的胜利告终。
不仅如此，张璁在推行孔子祀典的相关措施中，还另建启圣祠供奉叔梁纥、曾皙等诸为父者，以巩固“父子人伦”
。
先前，孔庙中的位次是孔子居中，四配立于孔子左右，十哲等序列于堂。
他们的父亲从祀于两庑，处于从属地位。
现在不同了，嘉靖与张璁君臣表示：父子乃人伦之大本。
既然如此，孔庙作为宣扬教化之处，父子伦序关系若是错乱无序、有违伦常的，对教养百姓起到的必定是负面效应，因此必须予以更正。
到最后，这项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提升了“父”
的地位，纠正了“错误”
的伦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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